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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如何利用市场化机制实现绿色转型，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面前的共同课题。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建设从2011年的地方试点（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个碳交易试点）起步，到2021年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目前，我国的碳市场主要集中在现货交易，交易品种较为单一、风险管理工具缺乏，存在着交易活跃度不足、交易成本高、市场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2022年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实现碳中和：政府在行动”分论坛上表示，我国已初步形成统一碳市场。接下来，中国还需要优化碳市场激励机制，优化机制的方向应该是从现货走向远期市场，包括期货、期权等。

　　在风险机制方面，降低减排成本，提升履约确定性。碳金融衍生品不仅是单纯的套期保值工具，而且是能帮助企业将碳排放权纳入系统性的财务与战略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碳期货、期权和互换等，企业能够灵活安排履约节奏，实现对碳资产的动态管理，从而把减排责任转化为可预测、可操作的财务指标。同时，碳金融衍生品市场能够将风险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和转移，使金融机构、投资者与实体企业共同分担碳价格波动的冲击，从而降低单一行业的集中性风险。更重要的是，活跃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能够平滑碳现货市场波动，避免因政策调整或突发事件引发的价格剧烈波动，提升整个碳市场的稳定性与韧性。这不仅帮助高排放企业降低因碳价波动产生的合规不确定性，也为中小企业参与碳市场提供了可能。总体而言，碳金融衍生品提高了企业减排的可预测性和经济性，促进“双碳”政策的顺利落实。

　　在配置机制方面，引导绿色资本流动，促进技术创新。碳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不仅是风险管理工具的补充，更能够提升碳资产的流动性和融资功能，推动碳市场与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联动。通过碳资产证券化、碳基金和绿色债券的结合，碳金融衍生品可将减排责任转化为可配置的金融资产，从而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低碳产业和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机制在国际市场已有成功案例：部分金融机构已将碳期货纳入资产组合管理，以实现绿色投资与风险分散的双重目标。对于我国而言，推动碳金融衍生品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联动，将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绿色转型的支持力度。

　　在国际竞争机制方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服务开放型绿色金融体系。在全球碳减排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碳金融衍生品还具有国际竞争与战略意义。随着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逐步实施，中国出口企业将面临更高的碳合规成本，若缺乏相应的衍生品工具，企业将难以有效对冲国际贸易中的碳风险。与此同时，国际碳市场的发展格局也在重塑全球金融竞争格局。若我国能够构建标准化、国际化的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能帮助国内企业降低外部冲击，还可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碳资产的形成，提升我国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其采用总量控制配额交易机制，管理者指定排放配额并负责分配，参与者买卖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欧盟排放配额（EUA），现已成为现货市场的主要定价基准，同时还衍生出期权和掉期等多层次工具，用于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根据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的数据，EUA期货交易量长期大幅超过现货交易量，显示衍生品已成为市场流动性与价格发现的核心。

　　美国一直积极建设其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详细制定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制度，极大推动了美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其最大的特点是十分注重碳交易的金融属性。美国东北部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主要覆盖电力行业，强调减排与财政收入结合，拍卖所得用于清洁能源投资。加州碳市场通过洲际交易所（ICE）建立了完整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并与加拿大魁北克省市场实现了跨境联通，在行业覆盖范围和金融衍生品开发方面更具探索性。

　　截至2024年底，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3亿吨，累计成交额430.33亿元。目前交易仍以发电行业配额现货为主，衍生品体系尚未建立，但早期区域试点积累了丰富经验。上海推出碳远期协议和场外衍生品，广州开发碳远期与碳质押融资，深圳探索碳基金与配额质押，北京、天津等地也开展碳资产抵质押实践，为全国市场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借鉴。总体来看，我国碳市场已在现货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突破，并在部分地区开启了远期、质押融资和碳基金等创新尝试。但这些产品大多停留在区域试点或场外协议层面，缺乏统一的市场化交易平台和全国性制度安排，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碳金融衍生品创新仍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法律与制度不健全。目前缺乏专门针对碳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法规和操作易指南，现有期货、期权的监管框架在碳排放权这一新型资产类别上仍存在制度空白，这增加了经营主体的法律不确定性，制约了衍生品设计与推广。第二，碳排放成本偏低，市场需求不足。全国碳市场上线以来，CEA（中国碳配额）价格长期徘徊在40元/吨至60元/吨，尽管近年来价格有所上涨，但整体水平仍明显低于EUA期货价格。2025年EUA期货的平均价格为73欧元/吨，而2025年10月期间，CEA的日均收盘价仅为55元/吨，远低于同期EUA期货的78欧元/吨。低碳价叠加部分行业配额宽松，使得企业的减排压力不足，缺乏利用衍生品对冲成本的强烈动机。第三，市场基础数据和核查机制不完善。目前企业排放数据透明度有限，核查与披露尚不统一，交易信息也未能全面公开，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形成有效预期，从而削弱了衍生品定价与风险管理的功能。第四，市场参与者结构单一。当前碳市场参与者以受管制企业为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有限，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潜在交易深度不足，难以支撑复杂衍生品的稳定运行。

　　一是健全衍生品法律规范和监管框架。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现货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对交易、履约、监督和违法处罚均有明确规定。然而，《条例》主要聚焦于配额现货交易，对于碳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工具仍缺乏明确界定与配套规范。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若缺少衍生品层面的专门制度，将可能出现合约标准不一、市场监管不足甚至过度投机等问题。因此，应在《条例》及配套规章的框架下，逐步制定针对衍生品的法律规范，明确合约标的、交割方式、保证金制度、持仓限额与异常交易监管机制，形成覆盖现货与衍生品的统一法律体系。这不仅能为市场创新提供制度确定性，也能避免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完善数据与核查透明度，夯实定价基础。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功能能否发挥，取决于基础数据的真实性与一致性。我国已建成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注册登记系统与交易系统，实现了从排放数据采集到配额登记与交易的全流程覆盖。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企业排放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将碳排放数据造假纳入刑法规制，强化了法律威慑。然而，要支撑衍生品市场有效运行，还需进一步提升核查标准和透明度。例如，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数据库，对重点排放单位的历史排放与履约记录进行公开披露；同时推动第三方核查机构的专业化与独立性，减少信息不对称。高质量的数据体系将使期货和期权定价更具可信度，也能提升投资者对碳金融品的信心。

　　三是推动试点创新并逐步推广，提升市场功能。事实表明，我国碳市场在配额分配与履约机制方面已形成良好基础。2021年、2022年度配额发放量与实际排放量基本平衡，履约完成率分别达到99.61%和99.88%，远高于部分国际市场水平。这说明市场运行纪律严谨，具有支撑更复杂金融工具的条件。在此背景下，可以选择在条件成熟的区域率先试点碳期货或碳期权。例如，以上海、广州等市场为依托，推出与电力行业配额挂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逐步建立价格曲线；同时，可探索场外碳互换、远期协议等灵活工具，为企业提供差异化风险管理手段。在试点过程中，还应引入风控措施，如动态保证金制度、持仓限额和大户报告制度，防范过度投机。在经验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形成标准化、全国性衍生品市场。

　　四是发挥自愿减排市场作用，拓展跨品类产品空间。2024年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重启，首批方法学涵盖林业碳汇、光热、海上风电等项目，并实现统一注册登记与唯一编码。这为未来开发跨品类衍生品提供了制度空间。通过设计配额与CCER之间的价差互换、跨品类期权，企业不仅可以更灵活地履行减排义务，也能在金融市场中形成多元化资产组合。例如，高排放企业可通过购买“配额+CCER”的组合衍生品来降低合规成本，投资者也可借此参与绿色项目的风险分担。这一制度创新既能丰富市场层次，也能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低碳领域。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与市场互联互通。在CBAM逐步实施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额外的碳合规成本。我国碳金融衍生品不仅应服务国内企业风险管理，也应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工具。例如，可在期货交易所推出人民币计价的碳期货和碳基金，逐步形成国际交易结算功能。同时，应加强与欧盟、韩国、加州等碳市场的对接，推动配额互认或建立跨境对冲机制，使国内企业能够利用衍生品工具应对国际碳价波动。通过制度衔接与国际合作，我国有望在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中提升话语权，并提高人民币在绿色资产定价中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