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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关键是持续修炼内功，为可能出现的历史机遇做好准备。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强大货币的崛起都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必须具备坚实有力的经济、金融、政治、外交、军事等客观条件外，关键事件也是促成货币变强的重要驱动因素。美国于1894年前后就已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直至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方才在经济、军事、金融等各个领域超越英国，并顺理成章地用美元替代英镑，并使之成为全球关键货币。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面临困境，其滥用金融霸权更使得美元的根基出现了动摇，叠加国际环境，东强西弱趋势渐显，人民币进一步走强的历史机遇已经出现。在此情势下，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和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当然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全方位的努力，其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提升人民币定值资产的吸引力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当属最重要者。

　　如今，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正大行其道，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数字经济运行的底层构架，这一趋势，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基于平台模式的移动支付曾一度领先全球，但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数据垄断的弊端开始显现，以至于一度发展停滞。未来，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需关注基于Web3.0的“数据主权”模式，打破互联网巨头的垄断，让数据生产、收集、存储、清洗加工、模型应用等全链条的参与者均获得合理的收益，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真正由全体人民共享。

　　其二，积极推进适应数字货币的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的研究和试点。在总体设计上，政府要聚焦治理结构和底层技术等关键要素，建立健全与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充分吸收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优势，构建开放包容的金融网络。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等则应根据居民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打造更为丰富的数字时代的金融生态系统。针对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应着力扩大货币桥项目的“朋友圈”。在这方面，我们要秉持“少说多做”的原则，不必过早谋求“主导”地位，而应着力完善治理机制，实现参与方共治。同时，积极探索智能合约在货币桥中的创新应用，扩大货币桥的交易规模，与参与国一道形成应对美元霸权的合力。

　　可以预见，“十五五”期间，“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仍将继续，需求不足等仍将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在上述背景下，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将宏观调控的重点置于扩大内需上的战略任务，迫切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发挥优势，加强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以如下四大领域最为重要：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松紧态势上的协调配合；二是国库现金管理上的分工合作；三是国债市场操作和管理的协调配合；四是共同发展政策性金融。

　　我们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支表入手，尝试将政府债务、国库现金、政策性金融、货币供给、利率、货币政策传导、央行流动性管理等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从国际经验看，其一，在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情形下，财政收支的动态将引发国库库款波动。其二，国债在客观上兼具财政和金融双重功能。因此，国债市场本质上具有一国“核心金融市场”的各种优势，国债利率本质上就有一国之基准利率的品格。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就在于建立统一、协调的国债管理体系和政策。

　　金融与科技融合具有天然的基础。从逻辑上讲，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要求的高收益率高度耦合，不确定性的高低与风险溢价大小呈正比。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期，大量科技创新需要海量、长期性资金的投入，且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越是在投资的早期，风险越高。鉴于此，资本市场应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基于其特有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需要注意到的是，科技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成长性通常如影随形，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企业将为资本市场带来丰厚回报，未来将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成长的核心动能。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股票市场上高科技公司“七巨头”的市值和权重大幅上涨；在中国，在政府一系列扶持政策引领下，高科技公司也正迅速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引领市场发展的顶流。当下，要着力发展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助力双链无缝衔接。

　　其一，大力发展科技金融。首先，有为政府应当有的放矢。应确定政府干预活动的行为特征和有效边界，推动形成产业竞争格局，构建“技术—标准—产业”统一推进体系，实现政府干预与新技术赶超的有条件相容，通过专项基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的开发。政府应着力参与早期市场培育、构建统一试验验证体系、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建设。在以市场为主体的博弈中，引入政府作为第三方参与者，使得政府及时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动态。其次，对于尚不成熟的技术领域，应当建立容错机制。在提供政府产业基金、银行贷款等融资支持时，允许企业承受较传统产业更高的失败率。避免科技企业因过度担忧风险而阻碍创新发展。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企业风险投资（CVC）等“耐心资本”积极参与科技初创类企业的投资，让更多的民营经济体参与技术探索。最后，对于已经确立技术路径的领域，需建立“赛马机制”，加速技术落地和推广。引入多个竞争主体，提供分阶段的金融支持，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依据阶段性成果去弱留强，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在进行金融支持政策设计时，还应考虑在条件适当时有序减少各类优惠政策，以避免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

　　其二，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一是加强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激发市场活力。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对于数字资产、区块链等金融技术的法律地位和监管要求。激发市场活力，鼓励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合作，推动产研学深度融合，共同进行金融科技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此外，还应加强金融科技领域的有效监管。二是重视数字资产领域发展，对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已经展开战略布局的领域，我们应积极参与跟进，推进我国的数字货币建设和推广。将人民币的主权信用与中国平台的全球化应用场景更好地结合起来。继续推进对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探讨，同时，积极关注、认真研究国际社会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保持我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